企业家视野中的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以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辐射到中国周边的诸多国家和地区。有人甚至认为，新加坡之所以在短时期内跻身世界发达国家行列，儒家思想立下头功。

　　作 为 新 儒 家 学 派 代 表 人 物 ，1982年，杜维明应新加坡政府邀请，到该国进行短暂考察和访问。在此期间，他和政界、教育界、企业界人士针对现代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儒家思想与东亚企业精神、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演讲和谈话。这些内容，都收录于《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这本书中。

　　杜维明在新加坡期间，也是新加坡快速崛起时期。当时的新加坡，兴起一股“儒学热”。起因是，该国在社会治理中，吸取了儒家思想精华，初步尝到“甜头”。进而，新加坡为凝聚力量和思想，提炼出“忠、孝、仁、爱、礼、仪、廉、耻”八个字的新儒家价值观，以此指导并规范全社会的正常运行。

　　在新加坡这种崇尚儒学、学习儒家的氛围里，杜维明感受到了一个新兴国家的活力。

　　新加坡企业界人士对儒家思想格外推崇，很多人努力修炼，力争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儒商”。新加坡企业家总体上给国际社会的感觉是博学多才、温文尔雅、言谈得体，显示出谦谦君子的风度和气质。这种良好印象，为争取更多商业机会增添了砝码。儒家思想讲究中庸之道，他们深知：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偏激行为的无畏商业冒险，只会给企业带来灾难，给社会带来负担。秉承并发展中庸之道，对于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新加坡企业界，忠孝和诚信是衡量一个企业家道德水准的尺码，即便企业家有着很高的智商和情商，但若在这个方面打下折扣，就会被同行所不齿。学会做人、做一个好人，在新加坡企业界人士中达成了共识。

　　另外，新加坡企业家讲究仁爱。很多企业家，并不把财富留给后人，而是乐善好施，捐献给社会，他们在慈善事业中，找到了比追求财富更有意义的人生。

　　本书标题中提到新加坡的挑战，笔者认为主要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新加坡作为小国，没有自然资源方面的优势，极为有限的国土面积，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压力。其次是新加坡作为移民国家，华人虽然在数量上占多数，但是儒家思想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走得更远，还是一个未知数。最后是新加坡作为现代化国家，在儒家思想和西方思想之间如何取舍和平衡，还并没有清晰的脉络。

　　为“企业大脑”寻求平衡的支点

　　王传言

　　在企业中，董事会的作用重大。更多的时候人们将董事会比喻成为企业的大脑，成为企业宏观决策和微观事务的决定者。所以，“企业大脑”的运转状况将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发展状况，成功的企业并非天然“企业大脑”运转俱佳，只有那些经久不衰的企业才称得上是“企业大脑”运转良好的典范。被誉为“定位之父”的营销大师艾·里斯《董事会里的战争》试图让企业家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在企业中，唯有“左脑”和“右脑”平衡，才能最终走向卓越，否则，残缺的“企业大脑”最终会将企业引入歧途。

　　传统的企业中，习惯于“左脑”式思维，即管理思维占据主导地位，认为企业只要处理好效率问题和内部管理即可成为卓越的企业。而对于“右脑”式思维，即营销思维往往忽略甚至不屑一顾。从实际的运作中看，那些只重视“左脑”而忽视“右脑”的企业尽管曾经辉煌过，但无一例外走向了衰亡，这其中就包括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以及松下、日立等以“精益”管理著称的日本企业。之所以如此，作者一阵见血地指出，对于企业来说，处理好内部管理和效率提升非常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处理好企业与外部产业的关系和未来的发展战略，这恰恰是营销不能缺少的因素。正是因为这些企业缺乏“右脑”思维模式，直接导致对企业营销和战略的忽视。

　　既然企业董事会作为“企业大脑”要以不同的思维模式运转，“左脑”还是“右脑”是一个必须的选择，在其背后乃是管理思维和营销思维的争辩。该书以详实的案例剖析了在管理思维和营销思维上的25种区别，用细节的形式对管理思维和营销思维进行了对比。从企业发展的生命周期比较两种思维的利弊关系，指出在董事会的运作过程中，两种思维模式各自存在着的优势和劣势，需要努力为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企业找寻一条合适自身发展的思维模式。

　　健全而平衡的“企业大脑”乃是每个企业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左脑”和“右脑”的思维可以掣肘，可以争辩，但是从书中所列举的25种区别来分析，唯有平衡两种思维模式才是唯一的出路。当企业出现问题的时候，需要有效预防的就是观察那些经典企业的范式，比如可口可乐和宝洁。从现实的企业身上学习到“企业大脑”平衡的企业哲学，为企业最终走向卓越做好最佳铺垫。